建筑的眼睛——牌匾文化

作为金、元、明、清四代的首都，北京有着悠久的都城史，其间兴建了大量的皇家宫殿、寺观、祠庙、书院、会馆、店铺、宅地以及园林。这些建筑上多缀有匾额。

标明建筑的名号、涵盖其功能或起到褒扬、彰显的作用，故匾额相当于建筑的眼睛。在史籍中就曾记有秦汉时期宫殿建筑的一些名称，如未央宫、宣室殿、清凉殿、天禄阁、石渠阁、承明殿、金马门、麒麟殿等，从记录中推测，那时的建筑已经有了题目的作法，这也是匾额的雏形。

在早期书论中，南北朝书家羊欣曾记有“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之记载。可知萧何是见于著录的早期题匾者。

最初的匾额以竖匾居多，后逐渐发展为横式，匾额悬挂的范围分为室内和室外，室外的多悬于皇家宫殿、寺庙祠堂、亭台楼阁、书院会馆、店铺门面等，而室内的则为深宅大院、建筑群之内。按材料划分，有石刻匾额、木刻匾额及灰质匾额。

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匾额之多，题材、种类之丰富，令人望之兴叹，这些匾额多出自历代名人和书法家之手，而且根据用途和时代的不同，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从现存的匾额来看，其用途大约分为古迹题额和商店牌匾。

民国之前，古迹题额以“御笔”为最多，其余者为身份显赫的翰林书家之作。“御笔”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皇家禁苑紫禁城乾清宫中“正大光明”匾额，此匾宽4.4米，高1.3米，原为清世祖顺治书写，结体苍秀，灵动自然，今悬者为乾隆帝摹作。最初由顺治皇帝书写此匾，出于勉励自身及训导子孙之意，后因政治的需要，此匾额协助完成了雍正帝之后的皇帝秘密立储制度。（雍正以前，中国历代帝王大都采用公开立储方式，雍正帝即位后，鉴于公开立储的弊端，改为秘密立储，由皇帝将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待皇帝驾崩后，方由御前大臣按皇帝密旨所指定人选继承皇位）。除皇家匾额外，旧京的牌坊也很多，著名的有西单牌楼、东单牌楼、国子监的成贤街坊、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碑坊等，这些牌坊上的题字也均出名家之手。

民国时期匾额

民国时期，匾额在形质上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还是采用了之前的样式，但也涌现出一些带有时代特色的新匾额。

例如，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紫禁城神武门换上了政坛书家李煜瀛以颜楷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字体大气磅礴、超越古今，此五个大字与紫禁城相得益彰，在时人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后，在时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持下，原北京内九城城门满汉文匾额换下，请前清翰林、杭州名士邵章重新题写，并将字体制成石匾镶嵌，此九门分别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

九门之外，民国时期还新建了“和平门”，据民间流传，“和平门”原名为“兴华门”，其匾额为奉系军阀张作霖花300块大洋求津门名家华世奎所书，后因“兴华”之名与革命烈士李大钊（张作霖杀害）女儿星华之名同音，似有不祥之意，故更名为和平门，匾额仍请邵章题写。

在民间，北京人把用作商业的房屋称为“门脸儿”，也称“铺面”，经营者不仅要将自己的“门脸儿”装饰得体，还要起上一个响亮的名号，并请知名书法家题写，以此引来人们的注意，好的匾额不仅能吸引过往者品头论足，还能招揽潜在的生意，所以商家对自己的匾额非常重视。

科举时代，一般的店铺喜用正统的颜体或欧体楷书。一是楷书容易辨认，二来饱满的楷书象征着物阜年丰，财源茂盛。

匾额书写的要求

科举时代，皇权专制制度对书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要求，从皇室的诏书、诏封、起居注、奏章、科举试卷，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用联、商铺牌匾均要用端正的欧体或颜体楷书书写，其限制范围不仅限于士农工商，连皇帝也不能破例，乾隆帝喜作赵体书法，但题写雍和宫（雍正帝即位前之雍王府）正殿前的喇嘛教丰碑碑文时还是采用了正规的颜体，此体也是具有清代宫廷装饰性的应用字体。

乾嘉之后，碑派兴起，学北碑的人逐渐增多，但在正式场合中，还是不便使用碑体书法。

而且传统的匾额对字体也有严格要求，一般为榜书，书写时还要注意三个要点：

一是笔划要粗，显得饱满；

二是要横、竖、撇、捺相对寸楷要短而有力；

三是字体中心部分比例要大，这样的字体雄壮、凝重、适宜匾额书写要求。

所以清末民初，京城中善书匾额者像颜楷高手翁同龢、华世奎、邵章、冯恕、成多禄等都深谙此道。

民国之后，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对字体的限制才逐渐放松，一些具有新派意识的书家开始以自己擅长的书体题写匾额，但在传统保守人士眼中这种做法是不合礼制和规矩的。

总之，民国时期京城匾额使蓬勃发展的书法风格得以全面展现。

而且，此种风格并未因受到门派和政治的影响而趋向单一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匾额书法在帝制时代收到了礼制的限制，但进入新时期，书法风格的多样化与古老北京文化氛围逐渐融为一体，牌匾艺术也成为展示民国北京书法成就的载体，将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书法艺术珍品永远留在了这个古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