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
阙是一种建筑，《说文解字》解释说，阙，门观也。训诂家徐锴进一步说:“以其阙然为道，谓之阙。以其上可远观，谓之观。”阙，又称之门阙，是古代建筑中常见的对称式建筑形式，为城池、宫殿、衙署、陵墓、宫苑、宅邸、坛庙等场所的入口标志。是一种建设在道路之上的门类示意物，是石牌坊的前身，汉代是石阙建筑十分盛行的时期，但能保存到现在的已经不多了，当前国内石阙保存较为完整的有32座，其中四川省就保存有19座，而渠县就有6处7阙，其他石阙保存在河南、山东、北京、重庆等地，为此渠县被誉为“中国汉阙之乡”。
□阙的历史
有关于阙的起源，虽然经过了许多年的研究，其认识在学术上还没有统一，较为使大家认可的说法是，阙起源于原始华表。上古时期，古人在居住村寨四周修建壕沟和木围栏，对其中央打开一个缺口以方便出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防御思想意识的提高，人们在缺口修建高大的木楼，以方便观察远方的情况。这种木楼即是最原始 “阙”的的雏形。《释名》记载：“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阙”与“缺”在文字上是相通，阙即门也，其形从门，其音从缺。从而可以说明阙与门两者的关系。
《诗经郑风子衿》有歌曰：“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文中说一个女子在城阙上等待自己心上人的归来，这里的“阙”说的是城阙。由此可见在战国时期，城阙建筑已经成熟起来了。关于“城阙”，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中也曾描述过，其“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中所说也是指“城阙”。城阙即城楼。在一些文献古籍中也有不少记述，如《周礼》、《左传》、《谷梁》、《史记》、《尔雅》、《说文解字》等书。
不同建筑有不同的阙门，其建阙的动因、用料、置地、状貌及作用各有不同。商周时期，阙多为宫阙，阙以夯土为基，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阙”字，但在考古工作尚未发现这样的建筑实例。阙还有一个别称叫象魏，《周礼注疏》中有“周公谓之象魏”；为什么称之为“象魏”？《释名》在解释宫室时说，“门阙，天子号令，赏罚所由出也。”有人说是因其“巍巍然高大”，且可以在其上悬挂国家“法象”，法象即法令而得名。在《竹书纪年》书中有鲁国建阙的记载，是说在周康王时期，鲁国筑茅阙门。在鲁国故城东门外，发现东西隔路相对，与城墙连接的夯土台基，夯土台东西宽30米，南北长58米，两台基间距约10米，在夯土台的南侧即为护城河。在西门也有同样的发现。这个发现印证了鲁国门阙的记载。这也是文献与考古工作发现阙门实例，从文献记录中的建筑阙门史料得知那时的阙门上覆以茅草。
战国时期，有邯郸“阙下鼓琴”的记载，原文为：“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 政，即聂政，是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太平御览》卷578卷引《大周正乐》记载：“聂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时不成，韩王杀之。时政未生，及壮，问其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杀韩王，乃学涂，入王宫，拔剑刺韩王不得，走。政逾墙而去，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七年而琴成。……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王召政而见之，使之弹琴。政即援琴而鼓之，内刀在琴中。政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韩王，杀之。”
东汉蔡邕《琴操》中也有记载。说的是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没有成功，被韩王杀了。那时聂政是个遗腹子，出生长大成人后，就问自己的母亲，当得知父亲的事后，决心为父报仇。第一次行刺没有成功，入大山学鼓琴，“吞炭变其音，七年而琴成”回到城中于邯郸阙下操琴吸引韩王，韩侯知道后召他入宫中弹琴，聂政为避开禁卫搜查，藏利刃于琴内，神态自若步入宫内。抚琴弄音，琴声如同仙乐让韩侯和他周围的卫士们听得如醉如痴，聂政见机抽出琴内短剑，刺杀韩侯为父报仇。
当时聂政所弹的琴曲被后命名为《聂政刺韩王曲》，也就是传之后世著名《广陵散》。
宫城的阙门，在先秦时期有严格的制度，文献中有“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春秋之后，阙用于陵墓之上，《吕氏春秋》安死篇：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在秦始皇陵考古中，在陵园内发现了三出阙，这也是阙的最见实例。汉代阙的建置发现到盛行时期，虽然没有那么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了，但其百姓或一般平民仍然不能在墓前建阙。
□墓碑道阙
为什么说碑与阙？这是因为碑阙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什么是碑？前人研究说，最早的碑是为了方便下棺而设的。先秦时期，人死后以土坑深穴而葬，入葬时，人们在墓坑周围树立石桩——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仍然没有文字和纪念意义。后来有人说墓前的石桩是为了压魂，以防止死者鬼魂从尸体上升腾起来。后来为了纪念死者，人们在石桩上刻下一些纪念性文字，当时不称碑而称为刻石。
碑的形成，墓上石桩并不是唯一的原型；在宫殿中和一些大型建筑内也立有石桩；但不同的石桩有不同的用途，如立在宫殿前的石桩以测日影。经学大家郑玄有“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解释说明。还有的石桩立在宫门前用以拴马。随着时代的进步，石桩的功能也慢慢开始分化，人们在石桩上刻上文字就演变成为碑或碣。这些碑碣到后来又演变出墓碑，纪念碑、题颂碑、界碑、里程碑等。仅就墓碑而言，因多立于坟墓前，被称之为墓碑，而后世立于墓前神道上的碑，称之为神道碑。汉代的碑还保留着墓前石桩的雏形，保存至今的汉碑还可以看到在碑上部有一个圆孔，即为系绳下棺使用的。碑一般由基座、碑身、碑首组成。而早期的碑只能碑座和碑身，那时的碑首与碑身连在一起。
阙同样以石为材质，但阙的结构比碑要复杂很多，两者之间的形状也有很大的不同。阙比碑高大一些，石阙为仿建筑形制，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阙顶等部分组成。陵墓阙通常立在距墓较远的墓道两侧，且立阙的人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当前，通过调查和统计，国内共保存有石阙32座，其中在四川省保存有19座，重庆、河南、山东省保存各4座，北京1座，这些阙都是用石雕琢后砌成。从发现的石阙实例中可以得知，除山东武氏阙、皇圣卿阙、北京秦君阙3处为祠阙，河南登封3阙为庙阙，其他均为陵墓阙。
陵墓阙从建陵环境上看，均位于陵墓之前，两相对称，阙中为道，为陵墓神道的入口大门。如秦始皇陵的三出阙，考古人员在始皇帝陵园的内外城垣上发现有四座城门，城门分别建筑在大型夯土台基上，夯土台基平面呈“中”字形，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23米，城门的夯土台基南北两端与8米宽的内外城垣基础相连接，在夯土台基础上发现大量被焚烧过的建筑遗迹，城门南北两侧约20米处地方，还发现伸向陵墓夯土台，夯土台长宽约8米，其上也发现了被焚烧的建筑遗迹。通过调查，在秦始皇陵的东外城东门处有三条通道，其中部有御道，宽约20米，御道与两侧的门道以夯土台相间，此夯土台也是门阙的建筑基址。秦始皇陵三出阙在东西内外城门之间、西侧的处城门之间也有发现，仅是在内外城之间的南侧没有发现。
从秦始皇陵发现的阙门实例可以看出阙和门的关系；到了汉代之后，阙门之间的关系及阙本身的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阙成为独立性建筑，分布在宫城或都城大门之前，有阙、双阙、和三出阙不同等级递进的阙建置。汉魏与唐宋时阙制滥用，以使阙的种类复杂多样，尤其是汉魏时，阙的使用扩大到下层贵族阶层，而唐宋时阙又成为高级阶层的专用，但阙与高等级建筑的依存关系没有改变，为此在文献中，所记的阙门、宫阙都是泛指高等级建筑物。
研究中得知，汉阙的形式分为三种，一为独立式，用于宫门或陵园的司马门外，官员门常使用一对单阙，诸侯或二千石以上官员使用一对二出阙，是由主阙和子阙组成的；皇室侧用一对三出阙，由主阙和两个子阙构成。门阙结合的建构是汉阙的第三种形式，常常平面呈“凹”字形，两阙位于大门之外，阙与门之间以夯土构筑的墙体相连接，形成了阙外门内的建筑形态构成。
陵墓石阙一般有台基、阙身、阙楼和阙顶四部分。以石构成，较低的有三至四米，高的约五至六米，其阙身常常雕刻着精美的纹饰，阙顶如屋顶向上层层挑出斗拱，在其顶有脊施还有瓦以出现重檐的效果。纵观汉阙可以发现，石阙在建造结构上平衡和谐，气势宏大昂扬。汉代石阙，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表建筑，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堪称国宝级文物。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活化石”。
□渠县之阙
四川渠县是全国保存汉阙最多的地方，有6处7尊汉晋石阙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被誉称为“中国汉阙之乡”。历代金石著录对汉阙都有记载，对四川汉阙的调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之初，法国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曾带队考察过四川的汉阙文化，并撰写了《中国西部考古记》。1940年代之前，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就对四川境内的石阙进行过调查。
1939年秋，梁思成与营造学社几名同事进川考察了三十多个县，对川省内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进行长达半年的调查。他们发现四川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其中的汉阙、崖墓和摩崖石刻在全国首屈一指。梁思成先生在后来的设计新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汉阙的造型及斗拱、枋额装饰为他的设计带来许多借鉴和参考。刘敦桢撰写《川康之汉阙》一文，文中对梓潼县汉李业墓阙、南门外无铭阙、西门外无铭阙、北门外无铭阙，绵阳县汉平阳府君阙，夹江县杨公阙，西康雅安县汉高颐墓阙、石兽及碑，以及渠县汉冯焕墓阙、汉沈府君墓阙、拦水坝无铭阙、赵家坪南侧无铭阙、赵家坪北侧无铭阙、王家坪无铭阙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论述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川省汉阙文化十分重视，确立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汉阙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研究工作也不断加强和深入并形成了一批汉阙文化研究成果。2015年之春，有幸对四川渠县蒲家湾无名阙、王家坪无名阙、汉亭村沈府君阙三处汉阙及中国汉阙博物馆、汉阙文化旅游环境进行了考察。
蒲家湾无名阙位于渠县汉碑乡团林村蒲家湾，石阙周围环境背依缓坡，面向开阔，阙前有水塘，地处较湿，当前没有建设保护围墙，其背后有新建农居，与石阙的环境略有冲突，可见当前没有对石阙的环境进行有效控制和保护。
据介绍这座石阙建于东汉时期，原为双阙，现仅存东阙；材质为黄砂岩，阙通高4．70米，由阙基、阙身、楼部和阙盖组成。阙基为一块巨石；在阙基的上面为阙身，阙身由上下两块巨石叠压砌成，宽1.17米，通高2．65米，正面为素面无铭文，上部刻有展翅的朱雀，左侧刻有青龙，口衔璧绶，璧悬于枋子上。北面无刻饰，左侧有安置子阙的凿痕，应是留接耳阙的部位，为此推测此阙应为左阙之母阙。
阙身之上为阙楼，为三层石材组成，第一层为刻有纵横枋和角斗，正面的枋头正中刻有铺首，在其相背的一面刻有铺首的臀部，在阙的角部有角神兽，有一保存较完整，为人形，衣帽俱全，如同力士像。在该层之上正面居中刻有西王母瑞于龙虎座，左侧各有一人呈拜状似为求仙药者，其后有一人骑马一人捕猎，形象生动。在北面及两侧刻有仙禽神兽，可分辨有翼马、翼龙、朱雀、三足鸟、九尾狐、双头鸟等。在第三层为阙楼，呈斗形，正背面刻有鸳鸯交手拱，侧有斗拱一垛。正面的拱间有骑马者，还斗搭侧刻有一玉兔如执杵捣物，在另一面有二人，一人侍立，一人坐独轮车，有人说是董永侍父图，在图的两侧有嘉禾和三株树。还有一侧的大斗柱有两兽，大兽用双爪按住小兽头，大兽的尾部有一人拉大兽的尾巴，另一人立于小兽侧。在第三层上为顶盖，为重檐庑殿顶，顶盖辐有椽子，檐口刻有瓦当等。
王家坪无名阙，此阙位于渠县青神乡平六村王家坪，在此阙的一侧即为建筑中的中国汉阙博物馆。王家坪无名阙原为双体阙，现仅存东阙，为了保护石阙文物部门修建石基围墙。石阙通高5．37米，由阙基、阙身、阙楼、阙顶四部分组成，建设时间应为东汉后期，也有人认为此阙为西晋时遗物，看来此阙的时代还有待于深入讨论。阙基为长方形整石。阙身亦为独石，高2．90米，下部宽1．20米，上部宽1．06米。阙体呈下侈上收的侧脚式。阙正面额下刻展翅翘尾朱雀，尾有三羽，中羽有三眼。在其下为铺首衔环，因年长日久兽面已经剥落。阙的背面没有刻饰，在另一侧有青龙衔璧绶，青龙左后足跨于尾上，瘦劲有力，姿态就势欲出，颇具动感，甚为别致。
阙楼由四层石材组成，分别为枋子层、介石层、斗拱层、斗形方石层四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是独立的整石。交错枋子层的正面雕刻虎头辅首，四角圆雕力士，神态各异。在该层转角处刻有双螭嬉戏。三、四层四周雕刻精美，有仙女乘龙，玉兔捣药等图案。在阙的侧面还有日神和月神，在第三层刻有“荆轲刺秦图”、“玉兔椿碓”、“百戏图”、“戏虎图”等。在斗形方石层还刻有一门半开有一仕女侍门而立。图案中的负重者、骑兽者、执杖者、庖厨，还有人首鸟身、辅首以及历史故事、现实写照与神话传说有效的结合，反映出当时的生活、生产、思想状况等。特别是“荆轲刺秦王”画面紧张逼真，樊于期的头颅、荆轲、秦王、秦舞阳等一一刻于画中，荆轲投掷的匕首钉在中柱上，空中飘飞的秦王被扯掉的衣袖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再现了历史故事，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石刻佳作。
沈府君阙是渠县汉阙中唯一的双阙，此阙位于渠县汉碑乡汉亭村。两阙相距21米，阙通高4．48米。在阙前有清代道光二十九年渠县知事王椿源撰写《沈府君神道碑亭记》，文中记述访得此阙后建亭保护的过程。
沈府君阙其双阙的形状基本一致，由阙基、阙身、阙楼、阙顶组成。在阙身的正面刻有铭文，东阙刻“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西阙刻“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在二阙的铭文之上都镌刻有朱雀，下端镌刻饕餮。东阙的内侧有浮雕青龙，西阙的内侧浮雕白虎。两个阙楼有石二层，第一层刻栌斗、纵横枋和铺首，四角都雕有力士。第二层刻有平西王母、三足鸟、蟾蜍、玉兔及求仙药的使者等；有人物、动物和农作物，还有独轮车、农商贸易、狩猎及牛、羊、马等家畜，除此还有果树、水草等，这些雕刻神态逼真，造型古朴，线条流畅。阙顶，两阙均为重檐庑殿顶，其上刻有椽子、瓦当、瓦垅及四角脊。
楼部四隅雕角神；上段呈上大下小的斗形，阙一周有斗6朵，正、背面作弯曲形，侧面身很长，斗下浮雕仙女乘鹿、玉兔捣药、射猴及董永侍父图等。
渠县汉阙造型古朴，雕刻精巧，状物逼真，形态生动，是研究汉代生产、生活、建筑、交通工具及书法、雕塑、绘画艺术难得的实物资料，特别是石阙上的汉隶书法独具匠心，运笔飘洒淋漓，是为书法艺术中的佳品。
渠县为进一步打造中国汉阙文化之乡，以汉阙文化为主题进行汉阙文化旅游，以便让每一个走近渠县的人了解汉阙的由来、汉阙文化的形成以及汉阙的建筑特色、雕刻工艺和书法艺术。为此还投资建设国内第一座中国汉阙文化博物馆，展陈面积约5500平方米，采用大量的现代技术手法，如弧幕投影、全息影像、屏显、裸眼3D成像、激光投射等多种成像技术，对汉阙文化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科学、深入的阐释，使人了解两千年前的生活活动状态和思想。通过游览汉阙，与历史对话，对汉阙对话，再次感受四川历史文化的厚重，汉阙古朴高大形态及其所承载的信息，不断发出对现代人带来的心灵碰撞和冲击，那种巍巍大汉的时代气象和精神风貌，又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和继承带来什么样的启迪。
